城南旧事:母亲记忆中的旧长春

    作者:岸草平沙 提交日期:2012-12-14 08:51:46

      城南旧事:母亲记忆中的旧长春

    一 家史  
    1938年的春天,母亲生于长春南郊的一个名叫康家屯的小村,离现在的长春堡只有三里路。
      母亲是个苦命的人,三岁丧母,自幼孤苦无依,命运多舛,用我大舅的话说,母亲就象“一棵石头缝里长出来的小树”。她一生经历了长春历史上很多重大事件,如1945年的日本投降、1948年春的“跑胡子”和由春至秋的“困卡(qia,三声)子”以及长春解放。

      讲母亲的事还要从她的家史说起。

      我的曾外祖父,即母亲的爷爷,在母亲的讲述中是一位终生勤俭、正直、慈祥的老人。一生的经营,使他置下了十几垧地的田产,无奈生子不肖,三个儿子跟着当时的社会风气,都不同程度地染上了鸦片瘾,不是抽大烟就是喝大烟水儿,让老人痛心不已。
    母亲的二大爷和二大娘两口子都抽大烟,一辈子无儿无女,曾把母亲过继到他们门下,且待母亲很好,所以现在母亲逢年过节烧纸时还是总不忘记给她的二大爷两口子也烧上一份,毕竟也叫过他们爹和妈。二大爷两口子后来抽光了家产,最后二大爷实在无法忍受烟瘾发作的痛苦,在他父亲家的粮仓里上吊自杀了。

    二大娘后来也因患“大烟痢疾”去世。二大爷选择的死亡方式和死亡地点伤透了他父亲的心,所以我的曾外祖父用一口薄皮棺材把他埋在了村西南的一棵歪脖树下,以当时家道的殷实,这应该算是薄葬。他曾对别人长叹一声说:没给他“扣葫芦瓢”就不错了。所谓“扣葫芦瓢”,指旧时农村对非正常死亡者的一种下葬方式,只有脸上扣个葫芦瓢,身体也不埋进土里,带有某种惩罚意味。

    母亲的二大娘的娘家是长春大屯首富。她去世后,她的娘家曾专门派人用马车拉来一口大红的棺材供她入殓。我母亲对二大爷两口子一直感情很深,多年后还在向在乡下的小舅打听二大爷下葬的地点是否还能找到,想把二大爷两口子合葬在一起,可惜村外的歪脖树早已找不见了。2010年清明,我陪母亲回乡上坟,从长春堡到康家屯的那条小路还在,一棵大树孤伶伶地立在路边,母亲停下看了很久。田野上的风还在吹,但往昔的记忆却已渐次模糊。

      我的曾外祖父膝下还有两个女儿,分别是母亲的大姑和二姑。母亲的大姑嫁到了长春,二道河子一带,只是那家人是个“结核窝子”,婆婆和丈夫以及她本人最后都因结核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个女孩子被送回了姥姥家,也就是我母亲的大表姐,她有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叫马清溪。

    同样的寄人篱下,同样的孤苦无依,这使得她与母亲心灵相通,感同身受。她是母亲一生中最亲密的女性亲属之一。母亲的二姑嫁到了乐山之南的于家磨坊,一次她乘火车从长春到大屯(今天的富锋镇),农家妇女,可能是没有坐火车的经验,车到站后还未停稳,她先将行李扔了下去,但火车仍未完全停下来,她怕行李丢失,心里一急就跳了下来,结果当场殒命。

    由于离家较远,无人认领尸体,日本人甚至对她进行了解剖验尸,查明她终生未育,这的确是事实,她身后没有留下任何子女。后来,母亲二大娘的亲哥哥,大屯首富“五扒瞎子”家里有人认出了母亲的二姑,这才找到家属。

    说起来这亲戚关系真是不远,母亲的二姑和“五扒瞎子”的亲妹妹(母亲的二大娘)是姑嫂关系。这位大屯首富为什么叫“五扒瞎子”呢?母亲说,他视力不好,但口才极佳,当时大屯整条街都是他家的产业。曾进过他家院子的人说,满院松树成行,那不是一般百姓人家的气派。解放后,“五扒瞎子”家的宅院变成长春市第九中学的宿舍。

      母亲的爷爷显然对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很失望而且无奈,所以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长孙(也就是母亲的大堂哥)身上。母亲的这位大堂哥虽天资聪颖,能言善辩,长于场面应酬,但天性好赌,而且成天和一些日本人混在一起,还做了日本人的会计。终于,有一次,他一夜输掉了价值两垧地的钱,如还不上赌债就得进日本人的监狱。我的曾外祖父知道,日本人的监狱进得去出不来。万般无奈之下,他仰天长叹一息,做出了一个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决定:卖田分家。当然他给每个儿子还是留足了菜园和房子,其余田产,一律卖掉。我姥爷哥儿几个为了养家,此后就只得靠给别人家铲地做农活为生。对于一个视田产如生命的农民来说,这是一个多么艰难的抉择。

    但人世间的事情似乎都有些变数,这个当时的绝望无奈之举,日后在土改时也使他的儿孙们成了响当当的“贫农”。我问母亲,如果不卖那些田产,会被定成什么成份。母亲很谦虚,说最多也就是一个下中农。人生变幻离奇,我的曾外祖父无意中为儿孙们免去了一场灾难。

    在母亲的记忆里,她的爷爷不仅是勤劳正直,而且极具商业头脑。分家后,他用卖地的钱买下一辆当时很是先进的胶皮轱辘大马车(当时的马车多为木轮的“花轱辘子”车),去长春城里拉脚,还雇了一个赶车的车老板儿。用现在话说,相当于买了一辆大卡车跑运输,成了一个运输个体户。这也算是封建社会末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吧。可惜他老人家此次“运输个体户”的经历并不成功,兵荒马乱的,生意难做,没多久就放弃了,重回乡下过田园生活。

      母亲三岁那年,失去了自己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姥姥。据说,她姓满,是满族人,但有姓无名。母亲常因不记得自己母亲的样貌和不知她的名字而痛苦。
      姥姥去世时,我的曾外祖父黯然垂泪,时人不解,以为老公公哭儿媳,甚为不妥,但我的曾外祖父说,我是可怜这四个没娘的孙子孙女啊。当时大舅12岁,母亲只有3岁。

      果然,不久后我的姥爷续弦,我的曾外祖父就把这四个孙儿孙女接过去和他一起过了。

      母亲一生中最景仰最感念的就是她的爷爷。这位老人在垂老之年,肩负起养育四个年幼孙儿的重担。母亲记得她爷爷有一个半埋入土中的大地坛子,里面装满了腌鸡蛋,青黄不接之时,慈祥的爷爷就变魔术般从坛子里掏出一个红皮的大鸡蛋剥给他们吃,让四个孩子欢悦不已。但年长一些的大舅和二舅毕竟懂事了,他们知道一个年迈的爷爷带着四个孩子过日子有多艰难,于是他们先后投身行伍。

    大舅向南走,在伊通境内参加了“八路”(当时东北农民对共产党军队的统称);二舅在长春逃难时加入了“国军”,长春解放后回乡,不久也投奔了“八路”。屯子里赶大车的周凤,曾在伊通境内连人带车都被“八路”临时征用,在那里他看到了队伍里的大舅,大舅从身上取出一份写了很久却没有寄出的家信,让他捎给自己的爷爷。母亲说,爷爷每回拿出这封信来看,总是老泪纵横,大哭一场。后来为了不再伤心,他把那封信烧了,谁也不知那封信里写了什么。后来兄弟二人都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而且都幸运地活着回来了,现在他们都还健在,分别是副军级和正团级离休干部。如果我的曾外祖父天上有灵,他也该含笑了,他没看错,这几个没娘的孩子挺有出息的。

      我的曾外祖父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在大舅和二舅投身行伍几年后就去世了。

      母亲常说:“我们老王家人走得都快,头天晚上擦黑儿时有病,第二天鸡叫人就走了,没遭什么罪”。事实上,我的姥爷去世的过程也很短暂,早晨起来后突然人昏迷过去,几个小时人就没了。现在看,很象是脑血管意外。这是一种令人羡慕的死法,人到了一定年龄,会很怕临终前病痛的折磨,希望这个过程会尽可能地短一些才好,所以才有“慢慢老,快快死”这样的祈祷式的语录。


      二 日本人投降-大瘟疫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这在受日本人统治压迫多年的中国东北迅速掀起了一场风暴。

      据母亲说,当时日本人在孟家屯设有细菌战部队(关东军第100部队),那里有几个超大型仓库,囤积了各种军用物资和粮食。战败的日本人已顾不得这些资产,都纷纷亡命归国去了,然而路上到处是带着满腔的愤恨截击他们的中国农民。

      那次对日本人孟家仓库的大洗劫无疑是长春老百姓的一次狂欢,但也折射出乱世中人性的阴暗,有人去捡“洋落儿”,就有人半路打劫,专门抢那些从日本人仓库满载而归的人。

      大凡发生历史大事件的年份,总有奇异的天象或大灾,如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1945年的长春下了史上罕见的大雨,积水没腰,但这丝毫也不影响人们去孟家屯日本人仓库抢东西的热情。屯子里有一位宗姓的寡妇,将日本人仓库里的木材在水面上摆好捆固,拖回家里,这要感谢那场大雨。我的曾外祖父没有同意家人也加入这场盛宴,严格禁止母亲年长的两个哥哥参与,母亲的二哥不知从哪家弄来一把日本军官的指挥刀,被爷爷打了一顿又送了回去。

      母亲说多亏了那场大雨,要不然日本人那些细菌不知要害死多少人。这一点我并不认同,因为在母亲的讲述中,八一五光复这一年(1945年),屯子里曾有过一次瘟疫大流行,瘟病是从长春回来的人带回来的,生病的人上吐下泄,高烧而亡。现在看,那就是霍乱,很有可能是从孟家屯的日本细菌部队那里传出来的。因为战乱,这场瘟疫没有得到政府部门的控制,完全放任疫情在自然状态下自生自灭。

    屯子里为了防止瘟疫漫延,在屯子口用草绳拦住,以阻止边西大道上的陌生人进入,但瘟疫却没有因此止步,人死的越来越多。除了一些上岁数的老年人,大多数人平日里并没有预备棺材,情急之下人们就把炕柜里的隔板拆了,把死人放进去,当棺材埋了。当年还是个孩子的母亲还记得当时两种民间治疗方法:一种是将大公鸡活着开膛破肚,扣在病人胸口上,让大公鸡把病人体内的毒都吸过去,然后那只鸡人也不吃,直接埋了;另一种方法是用一个鞋底子醮泔水,对着病人膝盖后的委中穴痛打,病人被打得惨叫不已,仍难免一死。所有这些方法都挡不住瘟神的脚步,人们还在接二连三的死去。


      三 跑胡子

      1948的春天,,母亲10岁,开始跑胡子了。
      没出正月,屯子里隔三差五就被胡子(东北方言,指土匪)洗劫一回。奇怪的是,这些胡子既不是来自山里,也不是来自水泊,而是来自北面的长春城。母亲说,所谓胡子,分两种:一种是“降大杆子”,另一种是“松北”。所谓“降大杆子”就是指那些投降国民党军的前伪军;所谓“松北”,指的是松花江以北的地主,因为当地闹土改分田地,在家乡成为斗争的对象,待不下去,就跑到南边客串当起“胡子”。

    当时灾荒连连,生活物资紧张,所以每逢节日前后,“降大杆子”们或“松北”就组织起自己的亲属,赶着“马爬犁”,浩浩荡荡,从城里杀向乡村。进了屯子,什么都抢,连屋檐下挂着的干白菜、老玉米和红辣椒也抢。

    胡子走了一波儿又来一波儿,后来的抢不到东西就打人,所以屯子里有点钱有点粮的都跑了,剩下的都是些穷得不能再穷的农民。然而,胡子仍然在跑,那些快要一无所有的农民也开始反抗了。他们发现,胡子们一眼望不到头的爬犁长龙里只有最后那个爬犁上的人才有枪,前面的人都是他的亲属,什么武器也没有。

    于是,农民中有人愤怒地骂了起来:“他妈的,你们吃干饭喝粥,让我们连口米汤也喝不上,老子和你们拼了!”历史无数次证明,去逼那些穷得两手空空的人是极端危险的。农村场院上干青柳棒子被拔了起来。村里村外,到处是被打得四下逃窜的“胡子”,他们扔下了“马爬犁”向来路奔去。但很快,带枪的胡子赶到了,朝天放了几枪,控制住局势,如电影里范伟的声明:“都严肃点,这是打劫!”

      先前参与追打胡子的人,毕竟是农民,见势不妙,有人骑上从爬犁上解下的马匹,或者直接坐上爬犁,向边西逃去。这些人中,有一位康姓村民。他虽然跑掉了,但他的儿子被胡子抓住了,胡子限他交出爬犁和赎金,否则就杀了他儿子。这位康姓村民逃到边西,被一支叫“大义”的绺子给截住了,“马爬犁”被极不仗义的“大义”给抢走了,而自己的儿子又命在旦夕,让他急得差点上吊。

      这些胡子平时豪横惯了,没吃过这样的亏,气得发疯,他们把全屯的人都集中起来,扬言限三日之内把“溜子”(胡子的黑话,指爬犁)交回,否则把全村人变“枪粪”。这时,母亲那位能言善辩的大堂哥以及屯子里的几个场面人开始发挥作用,派上了用场,他们一面向胡子们磕头作揖,一面让村民把家里藏着的“月子米”及其它存货贡献出来,孝敬胡子。总之,最后全屯人没被“突突”,康姓村民的儿子也没有被杀,不知他们是怎么运作的。

      解放后,这位康姓村民当年的事被传来传去,最后竟被传成了他也当了胡子,所以每逢政治运动就挨整挨揍。一次母亲回村,他对母亲说:“老妹子,这事可咋整,把我也定了个胡子,当年我明明是带头打胡子的。”母亲说,你找几个证人证实一下吧。但他平日里脾气暴爱打架,影响了与屯邻的关系,最后还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帮他作证。历史上带头造反的人大多没有好下场。

    我曾问起母亲当时的藏身处。母亲笑了,说她和一帮小孩子都躲在大堂嫂的月房里。据说胡子迷信,有“胡子不进月房”之说,怕沾了秽气。所以胡子来了,躲在堂嫂的月房里是比较安全的。她还说起我姥爷的藏身处,在后院一大垛柴禾与院墙之间的空隙里,胡子没发现。当时村里好多男人,晚上回来,白天躲出去,大冬天的,谁也不知他们躲哪儿去了。当时的老百姓正常日子已经过不了了,每天提心吊胆地和胡子捉迷藏,生活真是糟透了!

    关于跑胡子,还有许多花絮。如那年的气候很异常,大雪下到炕沿深。屯子里一位李姓青年,十八九岁的光景,胡子来了他拼命往村外跑,但雪太深了,最后累得吐血,再后来得了肺结核,不久人就没了。我现在想,他可能并不是过劳致病,而是原来就患结核,奔跑过于剧烈造成了大咯血。

    我脾气暴烈的二舅,曾一度因为家里太受欺负有了去当胡子的想法,被他的继母发现,报告了我的曾外祖父,老爷子把他痛打了一顿,让他断了这个念头。



      四 “困卡子”

      1948年的长春之围,至今仍是很多长春老人的梦魇。那年,因为跑胡子,没出正月,母亲一家六口踏上了逃难之路。二舅带着母亲和大姨,继母带着母亲同父异母的弟弟和妹妹,前往长春亲友家避难。

      早晨天不亮他们就出发了,一直走到天黑才到长春。一路上,遇到胡子交火就得猫下腰找个墙根躲起来,打完枪再走,一天没吃东西,喝了就扒开雪,抠块干净点的雪块解渴。

      到了长春,继母带着弟弟和妹妹投奔到已提前逃到长春七马路的娘家,母亲兄妹三人则投奔到现通化路的自己老姨家。母亲的老姨看到一下子来了三个孩子,面露难色,但母亲的老姨夫平日虽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为人却极豪爽仗义,说有自己孩子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几个吃的,不多你们这几张嘴。当即收留了他们。当晚,母亲老姨夫一家连夜召开了家庭会议,第二天天亮兄弟几个就分家了。过去这么多年,母亲一直不是很清楚,这次分家是否与他们的到来有关。

      然而,寄居在亲属家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的二舅就在这时参加了国军,据母亲说,当时征兵的地点就在现在动植物园西边的原传染病院大白楼。母亲的姐姐很快也知趣地主动要求去鲁家屯的亲属家去了,14岁就嫁给鲁家屯的一户人家做了“童养媳”,在生下二男三女后,于30岁病逝。

      长春就剩下母亲一人了,兄妹几个分散开了,亲属家的负担一下子轻了,但母亲也从此孤单了。离开了哥哥姐姐,只有10岁的她真的成了一株漂泊的蓬草。

      很快,家乡传来消息,“八路”要围城了,大部队一过一宿,走不完,看不到头。其实后来发现,那只是一个谋略,一个连的人绕着屯子转圈儿走,给人以队伍长得没边的感觉。而当时的东北老百姓,遇到这种事,不论窗外过的是谁的队伍,没有敢出来探头探脑看的,都躲在家里,吓得直哆嗦。后来通过查阅史料,我才知道,当年围长春的部队有10万人,守长春的部队也是10万人,但围城部队故布疑云,计策使用得相当巧妙,这是一次以心理战为基础的围城。

      传言从四面八方传来,有些人敏感地意识到待在城里有些不妙,于是“关卡(音qia,三声)子”(即彻底断绝进出城)前八九天,继母带着她和小弟逃离了长春,回到了乡下。9天后,“困卡子”开始了,一场被历史轻描淡写的大饥荒在长春城内漫延开来。据后来活着出来的人说,长春城内粮食吃没了,连青草、树皮都吃光了,有的人饿得不行,就抱着树啃,还有人啃咸菜疙瘩,然后渴水,让肚子有饱涨感以解饥。

    为了鼓励守长春的国军坚持下去,几乎天天有沈阳来的飞机空投粮食,但飞行员似乎只想快点完成任务,匆匆抛下粮食给养就飞走了。很多巨大的粮食包落到了围城的八路阵地上,还有一些落到了城内居民的平房上,把房顶砸出一个大窟窿。有些人没被饿死,却被粮食给砸死了。老百姓即使弄到一些空投粮也不敢生火做饭,因为一生火烟筒就会冒烟,而饮烟会引来被同样饿得狼一样的国军士兵,他们冲进来掀开锅就抢就吃,遇有反抗就开枪杀人。

    母亲的老姨一家人没出长春,仍住在现通化路一带,她一家没人饿死,据说是因为家里事先藏了粮食。母亲的老姨父也曾捡到过空投粮并因此进了监狱,但他是条硬汉子,自始至终都没有承认,后来长春解放后他也就出来了。多年后,母亲的老姨对母亲说,从飞机上扔下来的粮食到地上就摔散包了,当时他们摸黑用手把地上的每一粒米都抹起来,什么也没剩,不知国民党兵是怎么怀疑上他的。也许别人家都有饿死的人,而他一家人都活得好好的就是最大的证据。不管怎么说,这些粮食在当时就是一家人的性命依靠,真是打死也不能承认。

      到后来,什么吃的都没了,历次大饥荒中均会出现的人吃人的惨剧也开始上演了,大街上到处是“死倒”。据说当时东四道街一带出现了一家专门以人肉为主料的饭店,店主和去吃饭的人都心照不宣,进门点菜,低头就吃,吃完就走。有个国民党军官,吃饱了一顿人肉大餐后,内心被沉重的罪恶感所压迫,饮弹自毙。  

      二道河子现东盛路小学一带,原是一大片杨树林子,很多父母因家中无粮,担心孩子饿死在家中,就把他们放到树林边,期望一旦有好心人收养,还能给孩子一条生路。但有这样想法的人家太多了,所以那一带就有了很多在树林边哇哇大哭找妈妈的小孩子,哭声震野,令很多路人涕泗交流,掩面而过。夏天一场大雨过后,很多饥饿的孩子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树林边到处是小孩子的尸体,场面惨不忍睹。

      饥饿和粮食也被作为一种武器来使用,很到夜晚,围城军队就展开宣传攻势:“对面国军的兄弟们,饿得枪快拿不动了吧?到我们这边来吧,白面大馒头,猪肉炖粉条子可劲儿造!”于是,趁着夜色逃离的国军士兵越来越多,很多人当兵原本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士兵可以投过去,但百姓不许出,除了那些饿得半死才能得到路条的,其道理不言自明。很多百姓眼见着一家人就要饿死,就冒险穿越封锁线,时称“爬卡子”,爬卡子的路上尸骨累累,很多人没等爬出去就被流弹打死或直接饿死在路上。这就是长春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大围困,民间称之为“困卡子”。

      1948年10月份,城里的人死得差不多了,守长春的国民党军也投降了,长春宣布“和平解放”。战乱中的百姓,真是命贱如草。

      当一群饿得如鬼一样的人走出长春时,外围的部队在周边设置了许多粥点,越靠近长春城的粥点粥越稀,而且每人限量,就是为了防止这些过度饥饿的人逃过了大饥荒却死于饱餐。这个办法真的救了好多人的命。


    五、母亲的姐妹们

      母亲的姐妹,我应该称之为姨。我姨妈的数量无疑是相当之多的,仅亲姨就有三个,其中大姨与母亲同父同母,三姨和老姨与母亲同父异母。此外,母亲还有大量的表姐和堂姐。这些姨妈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到后来,不得不在她们称呼之前冠上一个地名以示区别,如二道河子大姨、南关老姨、三家子三姨、长春堡老姨等等,唯一一个例外是母亲的一个堂姐,远嫁到蛟河,但不知为什么,她没有成为蛟河三姨,而是被称为老熊家三姨,这位三姨是一位性格坚毅的奇女子,八十年代初带着丈夫子女举家迁回长春,历尽坎坷,小本生意做起,很早就进入到先富行列,晚年身患癌症,却至今仍顽强地活在世上,且精神焕发。

      母亲自幼丧母,这些姐妹们是她最重要的女性亲属,所以走动颇多,我从小就与姨妈们熟悉并得到她们的眷顾,偶尔和母亲一起去某个姨妈家,我会被留下来住上几天,享受到姨妈们温暖的爱和特殊的关照。很奇怪的是,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些姨妈们的真名,也一直没有去打听,满足于地名+称谓的叫法很多年,直到她们去世,在告别仪式上我才从横贯中堂的挽联上知道她们真正的名字。

    我很惊讶,她们的名字是那么富有诗意,那么美好,是什么样的长辈起了这么美的名字呢?例如,二道河子大姨,她的名字是马清溪,好美好清新;再如,三家子三姨,她的名字是王云霞,也有着极为美好的意象;南关老姨,她的名字叫满凤珍,虽然凤珍是平常百姓家姑娘的名字,但奇在姓氏上,整个名字充满了对旧日时光的怀念。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些温暖的名字。

    二道河子大姨,是母亲姑姑的女儿,她的身世也很凄凉,自幼丧母,长期寄人篱下,所以与母亲同命相怜,心意相通。解放初,大姨高小毕业,在当时是正儿八经的高级知识分子,但不知为什么,她却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她的丈夫大她很多岁,所以去世的也早,我从小就没见过二道河子大姨父。

    母亲很次带我去她家,都要坐1线无轨,也就是现在的361路车,在乐群街下车后还要走很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二道河子,以平房区为主,楼房多临街而立。大姨家所在的区域多是砖房,而且排列齐整,房前屋后多有杨树、柳树,有的人家甚至还有一个小菜园,颇具乡村生活的韵味。后来读《老残游记》,读到描写济南景色的那一段:“但见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我总是不自觉地想到二道河子大姨家周围的景色。

    八十年代初,大姨在院里建起了鸡舍,投资数千元,引进了几百只进口蛋鸡,成了城市里的养鸡专业户,几年下来,竟然赚了几万元,成为当年令人羡慕的万元户。在当时,有这样胆识和气魄的老太太毕竟不多,左邻右舍由怀疑观望到仰慕追随,而大姨却突然停止了养殖户的生涯,激流勇退,回归宁静的生活了。因为她敏感地发现,有钱之后,亲戚朋友邻里同事,所有的关系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最后她得出结论,钱多未毕是好事,够用就行,所以果断退出了。我这位姨妈,以慈祥宽厚著称,但从后来的很多事上看,她身上还有强烈的理性和智慧的色彩。母亲说,这是她从小爱好读书的结果。





    本版为岸草平沙最新修正的修改版,修改了一些有误的地方。BY:疯猫在读书

    热门评论:

    昵称:三界草提交时间:2017-11-20 22:32:57

      @疯猫在读书 4楼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有道是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呐!!!
      -----------------------------
      两句点评皆很精妙!

    城南旧事:母亲记忆中的旧长春

    昵称:长春胡铁花提交时间:2017-11-20 22:01:56

      还有么?
      

    昵称:Monkeyed提交时间:2017-11-20 21:32:05

      十月三日,因为等待援军无望,而再拖延下去,困守中的部队只有待毙。郑洞国遂命令“拼死向沈阳突围”。清晨,新七军新编三十八师开始向长春西郊突击,两个小时后部队被打了回来。第二天,郑洞国命令第六十军派出一个团,配合新编三十八师再次出击。新七军军长李鸿来到第六十军前沿指挥所,曾军长对李军长说:“突围,六十军是没有希望,你们还可以。”谁知李鸿也表示出前所未有的悲观:“五十六师,不行!连六十一师、三十八师都靠不住。现在是师长有师长的盘算,士兵有士兵的想法。简直是离心离德!现在圈在城里,还能这样守着;出去,也就散了!”尽管国民党军炮火依旧猛烈,但就是无法推进到东北野战军的封锁前沿,郑洞国这才意识到:“军心已彻底涣散,士兵们已不能也不肯卖力气打仗了。”

      十日,蒋介石给郑洞国空投下紧急公函:“目前共军主力正在猛攻锦州,东北局势十分不利,长春的空投物资亦难维持。望吾弟接信后迅速率部经四平街以东地区向东南方向转进。行动之日派飞机掩护,沈阳方面也有部队在路上接应。”郑洞国立即通知两个军长前来商议。但是,新七军的李军长说他病了,而曾泽生坚决反对突围:“现在城外共军兵力雄厚,而我军是兵无斗志,根本突不出去……就是突出去,这七八百里地,中间没有一个国军,官兵又都腿脚浮肿,不要说打仗,就是光走路都成问题。”既然两位军长是这种态度,郑洞国只好把将领们的意见报告给蒋介石。

      十五日,锦州失守的消息传来。

      第二天,蒋介石派飞机空投下一封措辞严厉的“国防部代电”:

      长春郑副司令洞国并转曾军长泽生李军长鸿:酉(十月)灰(十日)电手令计达,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该部应遵令即行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而后即令守军全成饿殍,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中正删日(十五日)已来沈指挥,希知照。不突围是死,突围也是死,横竖都是一死,不如落一个坚决执行命令的军人名声。郑洞国决定:十六日晚准备,十七日“四面出击”,十八日开始突围。

      这是令曾泽生焦虑不安的一天。十四日,他已将与共产党方面联络的人派出,预定的返回时间是十五日,但是直到十六日中午还没有消息。而目前的局面是,第六十军必须在十八日前起义,否则就要跟随郑洞国突围。一旦长春近十万守军四面出击,混战不可避免,那时候就一切都不可挽回了,包括他自己的人生命运。坐立不安的曾泽生一直等到黄昏时分,派出去的联络人终于平安返回,带回的消息是:共产党方面接受第六十军起义。

      曾泽生来到暂编二十一师,营以上军官都被召集起来,曾泽生在陈述了滇军被歧视和排挤的往事以及目前长春守军的困境后,问大家应该怎么办。有人说“军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曾泽生坚持让大家发表看法:“这是关系全军官兵前途的大事情,应该大家考虑,以免将来有二话。”又有人说可以向沈阳突围,曾泽生说:“我们走不到沈阳,就会被消灭。”突然,一个军官喊:“咱们起义!”大家惊恐地回头看这个军官,又转回头看他们的军长,曾泽生等了一会儿,说:“这是可以走的一条路,我赞成这个意见,你们同意起义吗?”满屋子的军官齐声回答:“同意!”这时候,陇耀师长站起来说:“二十一师全师赞成起义,请钧座下命令!”曾泽生说:“立即向新七军布防。”

      曾泽生接着去了一八二师,他对军官们说:“暂编二十一师已经决定起义了,我赞成他们,你们怎么办?”大家一致说:“起义!”曾泽生随即命令一八二师同时向新七军布防。他对白肇学师长说:“如果新七军想剿灭我们,就坚决和他们打!”

      整个过程没有发生任何抗拒——这是一群在异乡饱受苦难的云南人。

      第六十军中还有一个不是由云南人组成的暂编五十二师。曾泽生以开会为名把师长李嵩和三个团长叫到军部,云南士兵们的枪一下逼住了他们:“和我们一致行动,不然就先枪毙你们,然后剿灭全师!”李嵩用电话把副师长和副团长们都召来,他拉着副师长欧阳午的手说:“起义!起义!别拿脑袋开玩笑!”

      但是,下午,欧阳午还是给郑洞国打了电话。郑洞国根本不相信这是事实,他知道暂编五十二师和其他两个来自滇军的师素有矛盾,因此认为这也许是第六十军内部发生了矛盾,暂编五十二师在故意夸大其词。郑洞国没有在意。然而半夜,新七军副军长史说跑来报告说,半个小时之前,军部附近突然遭到乱枪袭击,第六十军在与新七军的分界线以东加强了兵力,给他们打电话,总机说通往第六十军的电话线在三个小时前被拆除了。

      如果第六十军起义,长春将有一半城区即刻被解放军占领,那么突不出去的新七军必定面临厄运。

      十七日拂晓,郑洞国终于接通了第六十军的电话,第六十军新闻处长在电话里对郑洞国说:“曾军长命我转告您,六十军已决定光荣起义了。如果司令官赞成我们的主张,欢迎您和我们一同起义;如果您不赞成,我们也不勉强,就各行其是好了。”郑洞国要求与曾泽生通话,被拒绝了。但是,郑洞国特别记住了曾泽生转告的另一句话:“决不向您开第一枪。”

      清晨,长春所有的军政要员都来到郑洞国这里,众人正在商议对策的时候,第六十军政工处长来了,送来曾泽生的一封亲笔信:

      桂庭(郑洞国,字桂庭)司令官钧鉴:

      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惨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腐败无能,官僚之贪污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极尽压榨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察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于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淖。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甚幸,地方甚幸。竭诚奉达,敬候赐复。并祝戎绥。

    昵称:长春胡铁花提交时间:2017-11-20 19:38:35

      支持下平沙,真实的历史我们所知道的真是少之又少,只能从一些老人口中能听到一些,很喜欢听老人讲过去的事,也想把这些真实的故事记录成册,希望有一天搜集到足够的资料后,能编成一本采访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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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岸草平沙

      文章来源: 长春
      时间:2012-12-14 08: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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